卖房7个月后借口老婆不知情要毁约 夫妇拒测谎

　　卖房7个月后借口老婆不知情要毁约，被买房人告上法庭

　　卖房夫妇拒绝测谎被判履约

　　宁生为卖房操作了七个月后，房子交易几近完成，买房人小林夫妇也以准房主的身份对房子进行了装修。这时，的妻子却发函给中介说，老公是背着她卖房的，自己不知情，此桩买卖无效。小林夫妇为此将宁生夫妇告上法庭，要求他们履行合同。庭审中，中介员工小文通过了测谎，而宁生夫妇却自食其言，一开始同意测谎但终却一直不配合测谎。终，建邺法院判决宁生夫妇履行房屋买卖合同。

　　卖房当初

　　写字据称老婆同意卖房

　　去年2月，小林和丈夫戴先生在房产家居网上看中一套建邺区的房子，于是打电话联系了中介。中介随后带小林夫妇去看了房，看房时，房主宁生明言，这房子也是他从开发商手里买的，目前虽然已经交付，但是开发商还没有通知去办产权证，小林夫妇要想真正拿到产权证得先等他把证办下来，然后再过户。对此，小林夫妇表示同意。

　　几天后，小林夫妇和宁生在中介公司签订了房地产买卖中介合同。签合同过程中，小林夫妇突然想起，卖房子必须要房屋共有人同意才行，便问宁生，他卖房有没有经过家人的同意，宁生说老婆同意了。但口说无凭，为打消小林夫妇疑虑，宁生当场写了份承诺书，内容是妻子李淑珍因时间原因无法到场，委托其全权代理。随后，买卖双方各付中介费，小林夫妇也向宁生付了购房定金2万元。

　　过了七个月

　　卖房人老婆却说不知情

　　去年4月，开发商通知宁生去收房，宁生通知小林夫妇说，干脆你们跟我一起去，我把房子直接交到你们手上，省得以后再麻烦。小林夫妇一想也对，这跟从开发商手上买新房没什么两样了，跟着一起去收房了。验房完毕后，宁生结清了物业费，把新房钥匙直接交给了小林夫妇，双方还当着中介的面又签了一份补充约定，其中载明了前述事项，并约定从此以后产生的水、电、气及物业等费用由小林夫妇承担。

　　虽然此时还没有办到房产证和土地证，还不是真正的房主，但小林夫妇已经把自己当成真正的房主了。拿到房才三四天，他们在小区物管处办理了装修许可证，热火朝天地装修起来。装修结束后，小两口开心地搬进了新房，等着和宁生去房产局办理产权过户登记，一切尘埃落定了。但俗话说好事多磨，不顺心的事总是会在你对未来充满希冀的时候发生。去年9月，小林夫妇接到中介通知，说房子有问题了，因为宁生的老婆李淑珍给他们发了告知函，说宁生卖房一事她事前不知情，事后也未追认，不同意出卖该处房屋。

　　小林夫妇和宁生的老婆进行协商，但对方坚决不同意，小林夫妇得将宁生夫妇一起告上法庭。在审理过程中，小林夫妇气愤地说，李淑珍在撒谎。因为去年5月新房子要办燃气新户开通手续，需要宁生的身份证，宁生开车带着李淑珍亲自把身份证送到了中介那里，怎么可能不知情呢。后来，宁生提出想加价卖房，李淑珍也参与了谈判，这更是她知情的铁证啊。小林夫妇的说法也得到了中介员工小文的证实。对此，李淑珍一概予以否认，称自己从来没和老公送过什么身份证，也没参加过什么谈判。

　　拒绝测谎

　　卖房人被法院判决败诉

　　因为双方执不下，法院征求双方意见，是否愿意通过测谎程序证明各自主张的真实性。对此，原被告双方及证人均当庭表示愿意。小林夫妇及中介员工小文在次庭审后即提出书面测谎申请，但宁生、李淑珍经法院多次通知，是不配合办理测谎鉴定手续。法院委托鉴定后，接受鉴定部门关于“测谎检验需对证人小文、被告宁生夫妇作出即可”的建议，未再要求小林夫妇进行测谎检验，但宁生夫妇始终没有按照法院通知到场接受测谎鉴定。

　　终，南京森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对小文进行了心理生理测试，并作出了通过测试的结论。小林夫妇对此无异议，而宁生夫妇则认为测试过程未表明议、提问的问题属模糊性问题、小文的回答不符合常理，测试结论对案件事实没有证明效力等为由，不接受此结论。

　　建邺法院审理后认为，小林夫妇对交易过程的陈述、举证能够与中介公司的陈述、举证(录音资料等证据)相互印证；证人小文提供的证言通过了心理生理测试，进一步证实了房屋交易过程的真实性；与此对应，自2009年2月至2009年9月7个多月的时间里，宁生夫妇居住在同一室，且夫妻感情正常的情况下，李淑珍却对如此巨大的家庭财产转让给小林夫妇一事概不知情，其没有证据证实，也无法作出合理、合法的解释，因此作出开头的判决。(文中当事人为化名)　　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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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测谎结论

　　可作定案参考

　　测谎所使用的仪器主要是多参量心理测试仪，俗称测谎仪，技术人员按照一定的程序步骤，运用它记录被测试人在回答问题时的心跳、血压、呼吸频率和深度、脑电波、声音、瞳孔、体温、皮肤电阻等方面的参数变化，然后予以分析判断，作出被测对象是否说谎的结论。如今，民事案件中对于测谎的运用越来越普遍，原因是很多案件双方分歧很大，但却都拿不出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所说的是事实。但是，测谎必须在双方都同意的情况下进行，而且其结论并不能作为定案的直接依据，而能作为参考，法官往往要综合案件中的其他证据，有时还要结合一般的常识，对案件作出结论。